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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及我的体会5篇
【篇一】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及我的体会
美国经济复苏对全球及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肖 炼
大家好!我今天主要谈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看待当前美国经济复苏；
第二，美国经济复苏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第三，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
第四，美国经济复苏对当前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
如何看待当前美国经济复苏
当前整个美国经济处于一个全面复苏的状态。20l4年，美国三季度GDP环比折合成年率增长5.0％，高于第二季度4.6％的增速。且创下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美国经济三季度的表现引起人们一片惊呼：“美国经济真的恢复得这么好?”“美国经济真的很有韧性?”“难道美国人为了吸引资金回流，美国统计部门会GDP造假?”
实际上，美国的整个GDP同比增长只有2.7％。我们分析一下它的增长因素，从第一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第三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对美国经济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共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到了4.5万亿美元，相当于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前市场流动性的近6倍。其中最多的是美国的国债，第二部分是政府的各种债券，第三部分是其他的资产。
美国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的好处是显见的。降低了企业的借款成本，减少了利息的支出，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尤其是抵押贷款利息。同时，推动美国股市上涨，美国股市从危机中最低的6000多点，涨到目前最高的18000多点。提高了就业率的同时，扩大了消费。这样GDP由2008年第四季度的一8.9％，恢复到2014年的第二季度4.6％和第三季度的5.O％，这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中间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失业率也从2010年的10％以上，降低到2014年1 2月的5.6％，创造了自2008年6月以来的最低失业率。大规模的债券购买为美联储带来了巨额的收益。美联储要将部分收益上缴美国财政部，2013年美联储共向国库上缴了889亿美元利润，创下历史记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财政吃紧的燃眉之急。
QE结束后，美国经济已经积聚了上行动能，经济扩张趋势在继续，三季度GDP的强劲增长就是这种经济扩张趋势的一种反应。
那么，哪些因素推动了美国这样强劲的经济复苏?第一个因素，有效消费需求扩大是2014年第三季度GDP增长5.0％的首要功臣。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18000点的历史记录，2014年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达到7年来的最高水平。就业持续增加及失业率下降，使消费者敢于消费，尤其是在保健和餐饮方面的消费支出更为突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80％以上。出于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三分之二持有公司股票的美国居民积极在股市套现以扩大消费。
国际油价下跌也直接刺激消费，对GDP增长起到拉动作用。据统计国际油价每下跌10美元，将助美国GDP增加大约0.25％。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表明，2014年11月家庭支出较上月上升0.6％，同比增幅为4％，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折合成年率增长3.2％，高于先前预测的2.2％。商品及服务支出为当季GDP增速带来了2.21％的贡献，高于先前预测的1.51％。
第二个因素，出口增加对第三季度GDP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由于出口上升7.8％，而进口下降1.7％，从而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32％。由于“水力压裂”技术的发明，使得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从过去的60％以上下降到未来的15％以下，美国国会很有可能废除已有40年之久的美国原油出口禁令，届时美国将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将进一步提高。
第三个因素，投资增长对第三季度GDP增长功不可没。QE结束及全球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导致全球资本回流到美国。非居住类投资为第三季度GDP增速带来了1.1％的贡献率，高于此前预测的0.88％。第三季度不计入存货估值和资本损耗的税后公司利润较第二季度增长2.8％，增幅高于先前预测的1.7％。第三季度公司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1％。
尽管三季度经济强劲复苏，但是，美国经济远未全面恢复健康，经济的关键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强劲复苏是“新常态”还是暂时现象?这种复苏强势能否延续到20l5年，将取决于如何应对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军事开支刺激是暂时情况。除了对以上消费、出口、投资三大因素分析以外，2014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军事开支激增的刺激，军事开支增长了16％。这种情况在20l 5年将不会再现，四季度美国经济很难维持第三季度的强劲增长势头。
二是，通货紧缩导致潜在需求不振。根据预测，2015年全球油价下跌可能会加大通货紧缩下行压力。能源价格下滑拉低了通胀率。2014年11月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价格较上月持平，同比增长1.4％，10月份的同比升幅为1.5％。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11月份同比升幅下滑至1.2％，10月份为1.4％，连续31个月通胀率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
三是，美元走强不利于美国商品出口，这使得其产品在海外变得更昂贵。由于欧洲经济及其他经济体经济不畅，欧元兑美元汇率将继续下跌，日元兑美元汇率将进一步走软，新兴市场增长呈现金融危机以来最疲弱的态势，全球经济疲软又反过来削弱其对美国产品出口需求。
四是，国际油价进一步下跌将打击美国国内页岩油和页岩气钻探项目，削减该领域投资。因为页岩油、页岩气的开采成本大约是40到50美元，现在国际油价达到46美元，也就是说这些页岩油、页岩气的开发商将面临着倒闭和破产的风险，因此对这个领域的投资也会下降，这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
五是，住房市场依然摇摆不定，房地产市场尚未恢复到衰退前水平。2014年11月份单户型预售屋销售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下滑，同比基本持平。
六是，美国企业支出显示出走软迹象。尽管经济数据显示有加速上涨的可能，但工资回升速度缓慢，工资在提高，但是提高幅度不大，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一直较慢。
上述隐忧表明，美国自2009年中旬结束经济衰退以来，经济复苏一直处于不均衡和不稳定之中。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历次的经济复苏过程中出现的强劲增长最后都被证明是短暂的。例如，在2013年下半年实现了两个季度的强劲增长，随后陷入了停滞。由此看来，2014年三季度和四季度的经济强劲增长也很难摆脱这个怪圈。
总值达l7.4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很难轻易复苏。2014年年末，美国个人存储率依然维持在4.3％左右，只比危机前2005年的最低点高出2％，还不到20世纪最后30年存储率9.3％的一半。尽管2014年家庭负债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降至108％，低于2007年最高时的135％，但仍高于1970年至1999年间的74％。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去杠杆化远未完成。
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66名经济学家认为201 5年美国GDP将增长3％。美联储官员们认为2015年预计经济增速将处于2.5％一3％的温和水平，通胀低于美联储的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维持不变。美联储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境地：如何在维持经济增长和加息之间做出抉择。市场普遍认为，将在2015年某个时刻开始加息，结束近六年利率接近于零的局面。预计利率将在2017年达到3.5—4％的长期中性水平，随后逐步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将持续至2021年左右。
美国经济复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和结束，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美国得到巨大的好处，全世界却受到了伤害。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没有引起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始终保持在2％以下。但是QE制造的巨量流动性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美元是全球货币，这些货币走向了新兴市场国家，就使得美元开始升值，美元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汇率，从2012年9月份以来上涨了6.7％，这样就催生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新一轮资产泡沫。
同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QE通过压低利率水平，使得能够获得贷款的社会上较富裕的人，能够再度获得成本更低的贷款，并在市场中获得更高的回报。受益最大的是华尔街金融机构，它们从充裕的流动性所推动的资产价格上涨中获利。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亿万富翁的数量增加了1倍，全球最富有的1645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世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所掌握的全部财富，全球最富有的85人所拥有的财富四年内增加了5.4万亿美元，增幅高达124％。财富更多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QE没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许多想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老百姓，在申请贷款的时候非常困难，尽管利率水平降低，但依然很难申请到贷款。对于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也处于类似的处境。由于过去几年中股票价格上涨明显，但房地产价格涨幅较缓，多数美国中产阶级持有房产，但从利息和资本方面获得的收入有限，因此感觉财富增加不明显。美国就业人数增幅稳定但薪资水平并未提高。2014年12月，美国私营部门员工平均时薪下降5美分，至24.57美元。美国平均时薪仅增加1.7％，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在1.3％和1.8％之间，基本上工资是没有增长的。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之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将向常态化过度，美联储加息时点将成为目前全球最为关心的焦点。市场担心加息将带来“真正压力”风险。QE结束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将由削减QE进入提高利率的阶段转换，或将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在先，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在后的顺序，同时运用超额存款准备金率(IOER)为主，隔夜逆回购(ONRRP)、定期存款工具(TDP)为辅的方式，把目前超低利率回调至“中性水平”。
现在尽管美国经济在复苏，但是仍然面临很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比如如何实现长期稳定增长、保持就业市场持续改善，解决劳动参与率下降、兼职工作人数增多等结业结构性问题。
目前的强势美元意味着美联储加息或开始缩减4.5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规模的紧迫性降低，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长加速，美联储延迟加息或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则金融市场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出现的失真有加剧的风险。
QE结束将降低美元供给，提高美国债券的收益率，进而提升美元资产吸引力，促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全球投资者从欧元区撤出的资本达2390亿美元，创欧元区资本外逃15年来新高。QE结束后，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元也将同流入欧洲的美元一样，进一步回流美国以寻求更高的收益。新兴经济体资产的吸引力将有所下降，国际资本可能更多地流回发达经济体。QE退出后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国际资本外流的风险，加大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贬值压力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压力。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降，将对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冲击。又进一步降低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成本，有利于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复苏进程。
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计价债务不断增加。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在所有发行给美国以外非银行实体的美元债务中，发展中国家占到近一半，几乎是欧元区借款者美元债务规模的三倍。
汇率大幅波动将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冲击。新兴市场将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资金外流。俄罗斯卢布兑美元汇率贬值50％。瑞郎与欧元“脱钩”导致欧元大幅度贬值。各国央行之间缺乏协调会助长汇率的波动，每个国家都寻求自己眼中的经济利益，而不管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元涨势主要源于其他国家经济疲软所引发的货币贬值，而非美国经济强劲增长。
美元走强导致通货紧缩，过去的经验表明，美元汇率每上升10％，通货膨胀就在一年后下降0.5％，这就为推行“欧洲版QE"和“日本版QE”创造了条件。美元升值导致全球汇率市场寻求新的平衡，欧元兑美元汇率20l5年将可能跌至1.12的水平，日元兑美元汇率2015年也可能跌至最低的水平。
欧元区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恶化，对美国需求收缩，反过来又会制约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为此，美联储将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2.2％下调至2.1％，将201 5年经济增长预期由3.1％下调至2.8％。
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总体来讲，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由于中国持续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保持巨额外汇储备、对外负债低、国内储蓄率高、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等多种有利因素，因此美联储加息不会对中国造成显著的冲击，同时还会带来一些机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美元升值之后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美元升值将提高中国3.9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价值和市场购买力，中国持有的1.3万亿美元的国债随着国债收益回升而增值，中国被冻结的美国“两房”资产以及持有的其它政府债券，将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而可能逐步解冻或提高投资收益。
其次，美元走强使全球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弱，从而减少中国进口成本，降低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全球大宗商品都是跟美元挂钩的，包括石油、木材、矿产，美元走强会使这些商品的价格下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厂，每年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以石油为例，2014年全球原油价格下降了50％，低油价吸引中国大量买进的原油一直保持在8.5％左右的强劲水平。中国可利用低油价把石油战略储备的30天提升到接近90天的国际标准，增强自身抵御未来能源危机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支撑目前疲弱的全球石油需求，实现国际原油市场的再平衡。
再次，美国经济复苏将拉升外需，从而推动中国资本和商品出口。例如，中国高铁刚刚拿下美国波士顿总价34.85亿元的地铁项目，并准备参与连结洛杉矶和旧金山全长1280公里、总价值68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同时，中国的高铁走向全世界，像墨西哥、阿根廷甚至中欧国家，还有英国都已经表示要购买中国的高铁。这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但是，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了中国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在美国退出QE、欧洲、日本推出QE的背景下，怎么应对国际汇率政策的变动，为央行的宏观调控提出了一个难题。中国是否要降低存款保证金?是否放松货币信贷?是否实行“定向刺激”?各种政策制定取向的争议让市场无所适从。如果再出现一次类似2013年的“钱荒”事件，那将会对市场信心造成严重打击。
第二，美元利率走高，一方面将减轻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兑欧元和日元的升值幅度将大于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这将不利于中国对欧洲和日本市场的商品出口。
第三，美元过度升值将直接削弱美国对全球国际市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美国企业面临强劲的中国企业竞争，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压力可能上升，这将为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第四，美元升值将使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放缓成为一种新常态。美元汇率走强，引起的汇率折算变化，致使2014年二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减少1000亿美元。三季度，经常项目顺差5017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5021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再现逆差。
第五，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QE政策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QE结束后美元升值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房地产市场资金短缺，未来几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出现持续的“钱荒”现象，这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是不利的。
第六，美元飙升背景下，中国企业美元债务迅速增加。IMF认为，美国推行QE导致美元走弱，有6500亿美元流入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大量的“热钱”从香港流入中国内地的美元“套息交易”规模估计高达1.2万亿美元。亚洲以美元计价的公司债务从3000亿美元提高到2.5万亿美元，全球跨境银行贷款达11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以美元计价，很大一部分都没有进行货币对冲，因此很难抵御美元短期飙升的风险。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从2010到2014年四年间累计发行美元债券近140亿美元，现在美元升值了，就会加大其债务风险。
第七，美联储加息将提高中国房企海外融资的难度，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汇率风险。由于中国房地产的现状，使得很多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到海外去寻求市场，美元升值就加重了这些企业在海外融资的成本以及汇率的风险。目前房企海外融资总额530亿美元，如果美元升值5％，融资成本将提升26.5亿美元。
美国经济复苏对当前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
现在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宏观基本面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为什么中美关系现在矛盾不断，冲突不断，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
美国的危机主要是次贷危机，金融杠杆泡沫造成了虚拟经济过剩。中国目前的经济下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实体经济过剩。中国生产出来的东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能够卖掉的只有60％，还有40％的产能消化不掉，整个2013年中国大宗商品生产的过剩达到48％，这个过剩的产能找什么出路呢?就要通过我们的外贸向全世界输送，这就造成中国不仅同发达国家，还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
一直以来，中国采取的是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其中80％是购买美国的国债和政府债券，平均收益率只在2％左右。而美国公司在华投资是采取FDI，就是对华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是在20％左右。在中美两种不对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美国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和廉价的中国产品，而中国则以廉价的劳动率和消耗高价的世界资源来换取日益贬值的美元纸币和不断缩水的美国国债。美国在世界上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在世界上卖什么什么就跌价。现在美元开始回升了，又出现一个反向的情况，人民币又面临贬值的风险。那么，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减少一点美元的外汇储备，少买一点美国国债，以提高巨额外汇储备的效率，这是当前中国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中美两种不对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美国以几乎是零的低储备维持着近80％以上的消费，中国以50％的高储备维持着35％到50％左右的低消费，中国的高储蓄和低消费填补了美国国库的空缺并且养肥了美国的消费者。2005年到2012年中国总共海外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是1.3％，2013年对外投资收益率出现了逆差559亿美元，投资收益率是一3％。在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的失败率达到95％，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部分资金外流的情况。华盛顿有一个智库叫国际注册研究中心，它有一份报告说，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总共向海外流失了3.79万亿美元，损失达到2.74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就不过4万亿美元，尽管这个数字目前还没得到核实，但是中国的贪官和富人卷款到外国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美国有相关的移民政策，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相应的移民管理政策呢?我不反对移民，来去自由，但是有那么一部分人要把钱挪出去，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他的钱是怎么来的，该交的税交齐没有?如果没有交齐，就应该把它补上。
最后我谈一下在美国经济复苏的情况下，中美经济之间存在的一种博弈的战略思考。我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是贯彻邓小平讲的十二字方针，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斗而不破”。在西方七国集团，美国和其他六国之间，中国要保持中立，在G20中的7和13之间中国不应该当头，在G20内部应该团结大多数。未来的中美关系是合作为表，竞争为里，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退让求合作，则合作亡，只有通过不断博弈才能争取更大的利益，以实现进一步的合作。
如何利用中美博弈来提高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如何利用中美博弈来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保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如何利用中美博弈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如何化解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及政府债券的风险，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战略问题，我们来分析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要客观判断中国现在GDP总量第二的地位。2014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10.4万亿美元，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GDP总量超过了10万亿美元，美国是17万亿美元左右。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是17.6万亿美元，美国是17.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对于国外的这种判断，我们应该有客观的认识。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科技、金融、人才、教育、军事方面和美国的差距仍然非常大。我们不要忘记另一个指标，如果按GNP，就是国内收入水平，日本是中国的1.8倍，虽然2013年我们的总量约是日本的2倍。
第二，要加快国企改革，增强与美国博弈的能力。中国的国企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功不可没，但是国企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生产效率不高，产能过剩，资源浪费。一个国家的强盛不是靠政府的强盛而是靠企业的强盛，只有增加国企的竞争力，才能够增加与美国抗衡的企业和经济实力。
第三，从宏观经济面来讲，要解决五个问题。
一是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过去我们是快于GDP的增长，这次的财政体制改革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二是地方政府开支的增长大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中国地方政府只有中央财政收入的50％，却担负着85％以上的公共政府开支，这种现象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地方债。
三是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小于中国GDP的增长，中国的GDP35年来的年均增长几乎是10％，目前也在7％，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却没有同步跟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当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多一些储蓄也是合理的，但是必须使国民充分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好处。
四是中国的投资率太高，高于全球平均的投资率，全球的投资平均率是在22％左右。中国投资率尽管目前有所下滑，但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倍左右。
五是消费率太低。2014年中国的消费率不过50％，美国是80％，也就是说我们挣的钱本来就不多，又不消费，最后都存进银行，而银行搞房地产，引起通货膨胀，钱就缩水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主力军。同时，要进行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要实现中国梦，人民币必须要成为世界货币，尽管这个路非常艰难而漫长，但是必须要走。目前进行的双币互换以及在海外建立人民币的海外交易中心等道路的方向都是正确的，还要继续做下去。
第四，要争夺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的话语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要实行国内市场的利率化，汇率的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这是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四个重要步骤。
第五，要争夺国际知识产权制定的话语权，加快建设新兴国家和新兴创新企业的进程。现在中国知识产权的申请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位，但是我们的质量和欧美国家还有差距。我们的无形资产投资也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比较有优势的经济领域，比如高铁、核电、先进制造业等，我们要抢占规则制定权。在全球范围内，最高层次的竞争不是商品竞争、人才竞争、科技竞争，而是制定规则的竞争。中国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力，抓住这些话语权。
第六，要和美国争夺亚太贸易区的规则制定权。美国想制定这个规则，然后让亚太地区的国家都来遵守，不想让中国来制定。中国是希望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权应该由亚太地区的人民来共同制定。美国搞了一个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则宣布启动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让整个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参与的、不排外的、共融的自由贸易区，这就比美国的TPP更高层次，希望这一步能够做成。
美国的TPP其实很难成功，因为参加TPP的国家，比如新加坡、澳大利亚，既是TPP的谈判者，又是亚太自贸区的谈判者，他们都表示愿意参加FTAAP，这就为中国提供了机遇。同时，中韩、中澳之间都已经建立了FTA(自由贸易区)，以及正在酝酿的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这些实际上都对美国形成了震慑。对于韩国、澳大利亚来说，他们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所得到的好处和条件都比美国的TPP要好，那么韩国和澳大利亚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巨大的利益呢?
同时，中国还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一带一路”，这些都让美国无法反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不排除将来参加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的可能性。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也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
第七，要区别对待美日联盟。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以日本制衡中国，以中国来制衡日本，这是美国的策略。中国的强大对日本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所以日本极力要拉美国下水，以获得长期的支持，这一点我们应该看清楚。
第八，要研究美国的决策机制及程序，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美国采取的是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是有矛盾的。和美国或者和美国的地方经济发展关系时，不要指望靠搞好私人关系就能搞好中美关系。美国有民主党、共和党，还有国会，我们不能以固有的思维方式来跟美国多元民主打交道。要研究并利用好美国的这种机制，来解决美国的问题。
第九，要研究美国智库。美国的智库是影响美国国会的重要机构，美国国会每四年改选两次，参议员换三分之一，众议员换三分之二，所以说靠拉个人关系是没有用的。但是，美国智库会影响美国国会的决策，因为美国的议员是由地方选出来的，他对地方负责，对国际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并不十分了解。美国的部分议员可能都没有到过中国，让这样的人来提有关中美关系的提案，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那么，就需要智库每年来写报告，议员们看了报告之后再进行投票。所以说，我们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如何影响美国智库上。我们可以对一些美国的智库进行部分资产投资，和他们搞好关系，用他们的报告来影响美国的议员。
第十，要引进留美的及其他国家的高级人才，解决顶尖科技人才留美不归的问题。在全球的竞争中，除了制定规则的竞争之外，人才竞争的规则制定得好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吸引人才、引进人才方面不能说没有成绩，但是引进最顶尖的人才还不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引进这些人才的渠道不够通畅、环境不够自由。最顶尖的人才是要在最好的科研环境里才能够出成果的。尽管中国的国内科研环境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些最顶尖的人才来去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双重国籍的问题，当然双重国籍有弊端，可能会为贪官和富人卷款外逃提供条件，但是能不能针对这些顶尖的人才实行特殊的双重国籍制度。因为引进一个顶尖人才所起到的作用将会是非常巨大的，所节约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从战略层面考虑，这都是非常值得的。
第十一，中美关系是不是能走一条地方包围中央的道路。我曾经跟蓝普顿做过交流，他是美国公认的最知名的中美关系专家，他认为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取得了成功，是值得中美关系效仿的。中国现在的主要工作都是在和美国的政界打交道，这本身没有错误，但是美国政界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有一部美剧叫《纸牌屋》，充分反映了美国政界的黑暗和腐败，和他们打交道中美关系可能走向死胡同。可是美国有50多个州，只要超过半数的州投票就能通过对中美关系有利的提案。如果说美国所有的州都希望和中国所有的省市发展双边关系，那就算美国的政界高层对中国不友好，也不会影响到民间的商贸关系，最终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就算是美国总统也要尊重美国国会的投票结果。
第十二，调动国内的力量参与到中美决策的博弈过程中，利用国内的压力取得谈判筹码。一方面缓解谈判压力，另一方面也利用美国的压力，倒逼国内的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全面开放。
第十三，当前美国打压俄罗斯，造成全球资源价格下跌，尤其是油气资源价格下跌。中国是一个缺油缺资源的国家，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把我们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战略资源的储备，包括矿产、石油等各种以后有用的资产，这些资源的价格早晚有一天是要涨回去的。同时，还要增加黄金储备，当然不要在高的价位买入，要在价位低的时候进行。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其外汇储备中的71％，中国只有1.6％，还有很大的潜力。
第十四，调整外汇储备结构，要实行藏汇于民的政策。我们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但都是政府的外汇，而且钱也不是政府的，而是企业挣完钱，央行用发行的人民币收过来的，同时造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外汇储备占了全部对外资产的三分之二，而日本只有六分之一。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老百姓手中的外汇情况是怎样的呢?日本私人储备4.99万亿美元，德国私人储备6.91万亿美元，英国是12.78万亿美元，美国是15.4万亿美元，中国只有0.25万亿美元。
第十五，现在对美国国债要进行反向操作。趁美国国债收益上升的时候，把长期的国债卖掉，买入短期的，进行逆向操作。把换来的钱更多地投资于美国的资产、海外的资产，用作战略储备。我想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中美关系将会发生一个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型。
我们要利用好美国经济复苏的大好时期，让它更好地服务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于我们经济新常态的健康发展。
【篇二】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及我的体会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作者：万凯
作者机构：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中国商贸
ISSN：1005-5800
年：2016
卷：000
期：027
页码：3-3,4
页数：2
中图分类：F201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新常态;改革动力;创新
摘要：现今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正步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外资、降级投资成本、开放沿海城市等举措，使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但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经济增长遭受了冲击，出口贸易额严重减少，导致许多依靠出口的沿海企业破产。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开始变成创新驱动，我国的现行经济应该在新常态下加快经济结构转型。
【篇三】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及我的体会
WTO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李京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入世贸组织给21世纪的中国经济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首先，加入WTO这样一个以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组织，符合我们改革的目标和长远利益，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决定了中国经济必须实行更全面的开放。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健全的法制、保护产权、自由竞争。激励创新，要求有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规则，要求中国的经济运行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些要求只有在一个全面开放的环境里才能实现。“入世”正是预示着中国经济将广泛而持久地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世界潮流保持一致，并有利于中国利用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和协调机制获得利益。中国的经济只有在与国际的全面接轨中才能迎来一轮又一轮新的发展空间，而中国的企业也只有在竞争与压力中奋起才能够日益成长壮大。
其次，加入WTO将拆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引进先进管理方法等方面设置的层层壁垒，为中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进行资金、技术、人才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从全局的、长远的角度分析，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企业有更多，更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的机会，能够更为直接地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引进、借鉴和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从而给国内企业带来崭新的发展思路，推动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进程，迅速跟上国际先进企业的步伐，使中国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向更高水平迈进。这是“入世”为我们正面展示的最直观的机遇。
再其次，加入WTO将为中国经济的创新带来强大的压力和动力。过去我国也反复强调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传统思维的惯性，体制的制约，市场规则的不完全，竞争的不规范，人员素质不高等多种因素，使创新在许多产业和大多数企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加入WTO后，来自外部的强大的竞争压力将迫使中国的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必须真正把创新问题提升到关系生死存亡的高度上来认识，继而有助于激励与推动企业彻底转变观念，突破体制束缚，确立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地实现从传统体制向现代的体制的转变。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的“入世”必将促进中国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正是从这一反面的意义上，我们说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同样意味着机遇。当然，更重要的是，加入WTO，就必须向WTO体制靠拢，逐步达到WTO所要求的，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运作方式和组织水平，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快建立市场体制的步伐，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对资源的控制和对产业的垄断，直至迫使政府完全退出一般性竞争市场。这些必须为中国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和管理创造日益良好的外部条件。使企业能够真正最终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和传统体制的制约，完成向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转变，实行现代企业管理下的规范运行。勿庸置疑，这也是“入世”给中国企业管理带来机遇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可以预计，21世纪的中国经济必将全面地溶入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
在看到参加WTO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机遇和推动作用的同时，更要看到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提出的严峻挑战。
（1）经济实力的挑战。至今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多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7年为5180美元），仍属低收入国家，企业竞争能力弱，人民生活水平仍处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过程中。加入WTO后，大量外资涌入后将收购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并迫使竞争能力弱的大批企业破产，将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从长远看，10多亿人口的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将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大问题。
（2）争夺市场的挑战。加入WTO，预示着中国将进一步向全世界打开自己的大门，进一步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向外国资本、跨国公司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和市场；
预示着更多的外国商品和服务涌入国内，导致中国市场竞争加剧，原有的市场份额面临重新分配。来自国外的竞争，使几乎每一个产业或每一家企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无疑将大大恶化，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也将前所未有地增加。
（3）争夺人才的挑战。中国人口众多，但高质量的人才并不多，中国“入世”以后，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将会以高薪聘用、委以重任、出国培训、组合报酬等种种优厚条件，以及科学高效的人才管理方式与中国企业甚至中国政府争夺人才，这将加重中国企业人才流失的困难处境，尤其是国有企业将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
（4）金融市场上的挑战。加入WTO后，外国资本将大量进入中国。但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难以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中国的银行大量的坏帐存量和低收益——成本使它无法承受市场风险；
金融市场规模较小，巨额外资的流入流出会造成巨大的市场波动。目前中国在利用外资上也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市场换技术”策略不够成功，由于技术转让的过程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致我国出让的市场份额很大，而真正得到的先进技术却很少。二是跨国公司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中国在高档次产业上吸收的外资相当有限，这不仅因为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将其战略目标定位在占有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上，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有限，无法与外来资本在高档次产业上实现有机的结合。结果是外国直接投资以一般制造业为主，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激烈竞争。
上述问题必须在21世纪初抓紧解决，否则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关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者做了不少研究，其中以定性分析居多。在定量研究方面，只进行了少量探索，主要是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进行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与荷兰中央计划局（CPB）合作，研制了一个中国经济25部门的动态CGE模型，并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定量分析。这个模型研究的主要模拟结果是：近期中国的实际GNP比基期将有所降低，虽然消费有所增加，但投资却有所降低，且投资的减少量要大于消费的增加量。进口与出口均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如果保持贸易平衡，人民币不仅不会贬值，反而将有所升值。中国居民因国内消费价格指数的降低而获益，其长期的年福利收益约为300亿美元左右。对部门而言，两个主要的获益部门分别是电子、电器业与纺织服装业，而其它大多数工业部门都将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需要采取切实措施以迅速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从中远期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3.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对策建议。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问题，目前还看不太准，因而对策也还不可能十分清楚和具体。必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方案的全面确定，进一步研究世贸组织对中国的更为全面的影响，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趋利避害，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高度重视，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在具体的政策建议方面，由于中国不同行业的市场化进程不一致，企业的竞争力也有高低之分，故短期而言，对那些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产业与竞争力较强的企业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而对那些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产业与竞争力较弱的企业而言，是挑战大于机遇。
其对策建议如下：
（1）实行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进的方针，加速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既要继续完成全面工业化的任务，又要超前推进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因此，在产业结构上，既要加速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环境保护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技术跨越；
又应该更多地考虑我国传统产业如何利用高新技术包括管理的知识乃至新的思维方式来加以改造发展，提高效率和效益，用高新技术来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围绕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个中心，使我国经济更具国际竞争力；
还要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产业的梯度配置与转移。
（2）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坚决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金融、投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应强调使企业逐步成为科技进步和投入的主体。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把科技进步的中心由政府转到企业，推动大部分科技力量进入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体系，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科研机构与企业融合，以及产学研联合的关键环节。
市场机制并非万能，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在我国还要强调适度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应该通过完善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途径，扩大财力，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提高企业竞争力，提供资金保障。
在金融改革方面，中国应继续遵循积极审慎和渐进的开放原则，在开放过程中要迅速提高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业范围将放宽，将使外资银行成为中资银行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中国入世后3—5年内，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将基本完成，经济体系中的股份形式将大大增加，资本市场将有较大的发展，融资形式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也会大大改变，吸引国际资本的形式也会多样化，届时，外资银行的进入步伐相对较快，业务扩展也将较为迅速。鉴于这种状况，金融业的开放应与中国与世界各地的经贸合作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对外金融开放应与中国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严格掌握市场准入条件，引进资信好、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金融机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允许银行经营中国顾客的外汇交易，但在时间上应有所规定。开放人民币业务可先从企业开始，然后再转移到居民个人。中央银行要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取胜，为商业银行采取正确的价格策略提供条件。商业银行迫切需要迅速提高服务意识和竞争能力。
（3）实施引进吸收创新战略，加强外资引进的导向能力。
在高技术发展上，引进吸收是一条捷径。如果把有限的资金和科技资源用在高技术的全方位研究开发上，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我国高技术产业化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强研究开发，通过高技术及其产品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广泛应用，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首先形成高技术产业的国内大市场，并通过吸收创新在各个领域逐个突破，跳跃前进。
（4）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企业家和从事国际经贸的专家。
中国人口多而素质不高，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加快发展我国的教育，劳动力素质低的问题将继续成为我们适应经济知识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要采取措施，加快提高人员素质及企业管理者素质，建立多渠道、开放式的教育体系与职工培训体系，要在竞争中产生一批国际知名的优秀企业家。要加强贸易谈判与贸易政策方面高级人才的培养，加强对国际贸易环境及其它国家贸易政策和法规的研究，使我国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进出口商能够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信息，按照国际惯例经营进出口业务，在国际贸易中争取主动权。
（5）一些产业部门为加入WTO而应做的准备
1.农业
根据已签署的农业协议，中国的农产品关税，将在2004年由目前的40%平均降至17%。中国应在放宽农业贸易政策的同时，使其保护作用由过去的效果甚微或者根本无效转变为合理、有效，要设计合理的关税结构及配额幅度。要加大国内农业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及保护的力度，特别是农业协议规定允许的“绿箱政策”范围的政策措施的保护力度，要改革和完善农产品价格政策体系以及加强农业投入、农产品流通，农业信贷，农业风险保护与支持等措施。
2.纺织服装、家电等产业
加入世贸组织所提出的贸易自由化问题，对我国纺织、服装、家电等产业的发展极为有益。要抓住机遇，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因为这些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及较大的潜在优势，且这些产业发展内部并不平衡，需要在国际竞争中不断调整结构，更新技术。要进行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规模、组织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3.汽车工业
目前汽车进口关税为80—100%，加入世贸组织后，到2006年前后降至25%，由于国外的轿车在价格、技术、质量、款式上有很多优势，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对国内汽车业产生较大冲击。汽车作为幼稚产业，应充分利用好有限的几年保护期，加快引进外资与先进技术，加快资产重组、提高生产规模，加快建立中国自己的科研、开发以及产品设计中心，国家应重点予以扶持，力争在过渡期结束后，能够形成几个具有相当竞争力的民族汽车品牌。
4.电信服务业
中国电信服务业目前在收费与服务上，与国际还存在一定差距，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电信业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加入世贸组织后，要利用好开放带来的压力，抓紧体制改革与企业重组，努力提高中国电信业的竞争实力，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化弊为利，创造一个民族企业与合资企业共同繁荣的崭新局面。目前应根据中国国情，加快制定以《电信法》为核心的信息网络业管理和管制法规。电信法出台以前，要尽快修改，完善、理顺各专项通信业务的管理条例，将国家电信业的改革与发展尽快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要搞好信息产业产品布局，企业规模布局，完善市场管理和监控体系，加快国企重组和股份改造。此外，还须制定公正、透明的价格政策，制定普遍服务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并做好进军国际市场的准备。
总之，经济全球化，包括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几年将对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增长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机遇，勇敢迎接挑战，变压力为改革与发展的动力，要早做规划，谨慎从事，减少震荡，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使我国经济竞争力有一个显著的提高，使21世纪的中国更加美好。
节选自：《经济与管理论丛》200003
（原文题目为：《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篇四】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及我的体会
疫情后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作者：暂无
来源：《检察风云》2020年第11期
文/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蔓延，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受益其中的全方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出现不同程度的被干扰、被中断的情况，且疫情的负面冲击还未见底，需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因素依然很多，外部疫情蔓延、家庭流动性等相对比较突出的风险维度需要格外关注。
贸易增速下滑风险持续
第一，疫情在全世界的暴发，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构成了重大冲击，并从多个方面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首先，从世界产业链的角度看，疫情重挫了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信心，引发生产活动的急剧收缩。这种外部需求的骤然下降严重拖累了我国的出口，特别是对机电、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冲击尤其严重；
其次，疫情导致关键投入的断供，使参与全球产业链生产的中国外贸企业生产受阻，缩减了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供给。这一效应与业已收缩的全球需求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外贸部门的下行压力；
最后，更为严重的是，疫情的暴发阻碍了资源的跨国流动，对国内生产的供应链也构成了巨大挑战。疫情冲击不仅对个别行业和外贸部门产生影响，还将通过供应链在国内产生涟漪效应，通过上下游关联使疫情的影响不断蔓延，最终扩散到全部行业，使整体经济面临全面下行的严峻局面。
第二，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国际产业链断供，各国不得不被动补全国内生产线，客观上导致了全球产业链的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性强化，同时，全球贸易风险的增加也会进一步削减FDI，导致全球生产性资本在长期内将出现再分配与再平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检验了各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和协调公共资源的能力。已有文献表明，风险是决定FDI流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次疫情大考将改变不同国家对国际资本的相对吸引力，从而引起长期内全球资本的再配置。
第三，据1—2月数据，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的新增投资同比增长
18.3％，对沿线59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同比增长25.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表现好于其他地区。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一带一路”投资活动在短期内可能面临劳务输出受限、货物出口受阻，以及基建项目延期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参与国恢复生产的迫切需求仍将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持续进行，同时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贸易，有利于缓解发达市场需求不振和贸易保护的外部压力，并有助于释放部分国内过剩产能，缓解国内就业问题。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项目的主要债权人，如何维持债务的稳定可持续性，是长期对外投资风险的重点考虑因素。
第四，从全球价值链参与的角度，出口中包含的外部增加值比例越高的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也将越大，主要行业及其外部增加值占比为：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约35%），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电力设备制造（约30%），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基本金属制造、其他运输设备制造（约18%）。其中，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电力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外部增加值占总的外部增加值近50%，因此外部产业链断供风险将主要对这些行业产生影响。此外，如果某些行业的用于出口的中间品进口投入比例越高，则其受外部影响也越大。这些行业及其出口中的中间品进口投入占比为：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电力设备
制造（约53%），纺织品制造（约43%），电子设备、化工、基本金属制造（约30%）。这些行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产业链带来的冲击，不但在短期中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构成了挑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进一步凸显了转换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加快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将压力转换为动力，成功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需导向、要素驱动向消费引领、效率驱动的动力切换，关键在于制度性、结构性、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未来流动性问题不容忽视
家庭金融配置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跌至-20.5%，由此导致家庭部门短期贷款新增额在一季度陷入负增长，特别是2月份，家庭部门短期债务单月减少4504亿元。虽然3月份短期贷款新增额攀升至5144亿元，创下有史以来的新峰值，但总体上导致2020年一季度短期贷款新增额减少509亿元。中长期贷款新增额则较为稳定，虽然受疫情影响2月份仅增加371亿元，但1月份和3月份同比仍然是正增长，特别是1月份，达到了7491亿元的新峰值。从整体来看，家庭部门中长期贷款新增额的同比增速略好于新增人民币贷款的增速，但短期贷款的增速则要差很多。具体而言，2020年一季度，我国新增贷款增速同比下降33%，家庭部门中长期贷款仅下降9%，短期贷款增速下降112%。
从新增贷款的构成上来看，无论是中长期贷款，还是短期贷款，经营性贷款在3月份均明显增加。由于经营性贷款主要是针对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这一增加也体现了金融机构在疫情当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具体而言，3月份短期经营性贷款增加2716亿元，中长期经营性贷款增加1056亿元，均达到近些年来的新高。消费贷款也在3月份回归历史平均水平。虽然在一季度金融系统对于家庭部门提供了足够多的支持，但伴随着海外疫情的加剧，宏观经济的恶化，同企业部门一样，家庭部门在未来一段时期也亟需金融系统的持续支持。
在家庭部门的债务存量方面，截止到2020年第一季度，家庭部门共累积了13.5万亿元左右的短期贷款，43万亿元左右的中长期贷款。受疫情影响，家庭的债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比值已经由疫情前的40%左右下降至30%左右，家庭对中长期债务变得更加依赖。在增速方面，家庭中长期贷款的增速虽然从2017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在2020年发生跃升，由2019年平均的17%左右上升至20%左右。在宏观经济整体受疫情持续影响的当下，家庭部门背负的沉重的中长期贷款产生的还款流，会进一步挤占家庭的流动性。
家庭债务在持续累积的同时，家庭存款的增速加快。2020年1月份，家庭部门新增存款4.24万亿元，虽然2月份减少了1200亿元，但3月份又继续增加2.35万亿元，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年3月份的最高值，远超去年同期的8800亿元，这也使得2020年一季度的家庭存款再创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00亿元。家庭部门1月份存款增加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为江苏、浙江、四川、安徽以及河北，这5个省份的新增存款额占到了全部存款的近40%。由于这几个省份均为民营经济较为发达或者人口流出大省，因此可以说1月份存款增多更多是由于春节的原因。但在3月份疫情影响下，家庭部门存款继续快速增长，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疫情导致消费下降，家庭留存的现金增多，同时疫情也导致房地产、股市等其他投资渠道不畅，但课题组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加强。面对未来汹涌而至的不确定性，家庭有足够的动力增加储蓄，降低消费，这会使得经济复苏更为困难。
家庭对现金流枯竭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根据课题组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这一微观数据所做的分析，如果家庭在1—12个月内失去收入，但仍然保持原来的消费状况，则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会上升，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家庭。3个月没有收入就可以使得60%以上的低收入家庭陷入流动性约束的境地。同时由于低收
入者的食品恩格尔系数更高，因此，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低收入者影响更大，这会放大疫情对低收入者流动性的冲击，使得对低收入者的实际影响更大。
编辑：张程3567672799@qq.com
【篇五】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复苏及我的体会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来自海内外金融机构的二十几位首席经家,就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国与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对策,畅所欲言,热烈讨论。现根据会言摘要如下。
1.疫情冲击的性质与经济走势。
多数专家认为,由于疫情防控是对人的一种物理,人们不能上班,消费,企业不能生产,带来晌不是正常情况下供给与需求的冲击,因此不一般的逆周期调控,此时再多的货币刺激也挡不经济的必然下滑。而且,此时进行经济预测是难的,因为全球疫情还在蔓延中。上上周的经测感觉好像已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世界上病毒专家对疫情预测比较悲观,担心冬天第.复,抗击疫情要作好二年的准备。因此,对这情的对标肯定是1917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对经击的对标肯定是1929-33年世界大萧条。而且能简单对标,因为1917年的全球化与今天不能而语,人口流动没现在频繁,1929年的产业链今日拉得那么长。因此对经济形势的恶化要有的心理准备。
2.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MF、经合组织等机构均已纷纷下调全球及主要大国的增速指标。与会专家多数认为,今年经济增速,美国为-1%到-28%欧洲是-4.5%,日本-2%,全球是负增长,为-1.1%到-1.5%。这是二战后的第二次负增长。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3.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较悲观的专家认为,中国一季度同比-5%,更为悲观的认为是-85%。三月份就算环比V型大反弹,也在8%-10%间的同比负增长。二季度以后若加速复工复产,需求可能只是恢复到正常水平,并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所以全年增长为1.5%,如全球需求因疫情趋严重而大跌,那么今年增长为0增长都是有可能的持较乐观的专家认为,由于中国的政策空间较大,再采取些较激进的政策,一季度负增长,二季度反弹,三季度约6%,四季度更高,全年增长为2.4%-3.5%
4、关于经济“翻番”的目标
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全年增长56%已不可能。个别专家认为,今年疫后恢复期的增速目标可提:实事求是,边稳边看,争取明年回到长期增长趋势。来可持续增长造成一系列麻烦,要吸取2008年的教训。综合施策,做到经济增速在下半年逐步衔接十四五规划,将经济拉回到中速增长的正常轨道上。实事求是,将翻番的任务明确推迟到2021年完成。5、疫情冲击下刺激政策的着眼点。多数专家认为,今年严重疫情下应突出明确两个宏观目标,一是保生存,二是保民生。保生存就是保企业,防止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大批量破产,防止企业在阶段性需求下滑时死掉;保民生就是防止大规模失业,大量人群岀现生计威胁。只有保住民生、企业的基本生存,才有疫后经济与社会持续活动的基础。6、关于疫情下政策刺激的力度
一些专家认为,面对疫情的冲击,我国政府迄今采取的政策刺激力度不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够,速度太慢,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要利用好世界给我们留的空间。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和美国问题不一样。美国本身是一场金融危机,疫情只是导火索。中国问题是人家玩崩了,我们外需没有了。显然不能他们用什么政策,我们就用什么政策。中国的利率要降,安州系研究疫后主球化及王球供应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些外需是因疫情滞后了,还是疫后就消失了?我们不能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大规模刺激。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按国内既有的节奏走,目前的节奏可以。7、若干具体的政策建议
下述不同的政策建议中有细微的差异,因涉及不同专家基于对经济增速与政策刺激力度判断的不同。下面作一简单概括。
（1）应给市场信心一个明确信号,将积极的财政政策提法改为扩大的财政政策。可根据MF的全政府赤字率口径,将赤字率从127%提高到15.4%提高2.7个百分点,以财政乘数1.1计,GDP可增2.97个点。发行疫后恢复特别国债,由商业银行认购,用于交纳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降二个点可筹资金3万亿。又有专家提出,政府可提出相当于年度GDP总量7%-10%的综合纾困和刺激计划。像精准扶贫一样,尽快加大力度,用于灾损严重行业、中小微企业的直接补贴或贴息,用于重大民生项目贴息,用于家庭纾困补贴等各项支出。
（2）应给市场信心一个明确的信号,将稳健的货币政策提法改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外部的零利率环境,给我们提供降息空间,但要掌握好降息的节奏。吸取2008年教训.不采取大规模刺激。今年暂停存量浮动货款基准利率LPR的转换工作,由人民银行继续公布适用的优惠贷款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利率。美联储无限量宽松后,人民币会有升值压力,因此资本账户管理不能轻易放松。要控制好人民币升值的力度,以小于3%为宜。（3）房地产投资是投资中的重要领域,但千万在疫情困难下来一次大刺激。在坚持“房住不炒
原则下,可适当调整改善政策。重点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住房、大学生住房的投资与土地供应。二套房实施“认房,不认贷”政策,满足居民改善房需求,买一套卖一套,与长期调控方向不冲突。
（4）完善对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确保疫情期间“政策礼包”的真正落地。对疫情中中小企业截止6月的优惠融资政策,应明确延缓到6月以后。
（5）拿出部分国有优质资产向民间转让,腾出一部分资金加大民生投资,或降低各地方政府的负债率。
（6）临时取消今年国庆长假。同时,从明年始调整假期制度,适当缩短春节假期,将原春节和国庆假改为年休假制,鼓励企业灵活使用休假、轮岗工作制度,有利于提高交通运输、酒店、餐饮等服务行业。（7）建议对湖北省内居民及赴鄂参加防控医疗人员在今年抗疫期间的个人收入,不纳入今年个税税基。参照此前年终奖个税处理办法,明确将个税“综合计征、汇算清缴”改革推迟到2022年执保证灾疫之年,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都不出现增加。促进汽车消费,建议购置税从10%降到5%以下。
（8）抓紧组织专门力量,研究疫后中国供应链中重要的短板问题,未雨
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绸缪,布置补缺,以防疫后逆全球化中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风险。（9）建议试行累计优先股制度。选择个别银行把部分存量货款转为累计优先股。期间,企业不还钱,不付息。待企业赚钱时,优先偿回股息并商议回购股份。此做法不增加疫情期间银行货款质量压力,对中小企业支持比现在贷款展期有效。
（10）不要浪费一次危机,要转危为机。借灾难之机,加快改革,发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建立各项兜底机制。一是加快混改。二是加快对自主创新、市场准入各种不合理限制,如抖音、自媒体主播,是否要广电局发资质证?三是建立全民社会救济制度,对吃不上饭,无法生计的,要有临时救急或长期保障的制度。